任何进出红海的船只，都需经过帝国炮口的“注视”。
帝国对海峡通行权建立了管控，对商船收取“灯塔税”和“护航费”，并提供领航和海盗清剿服务，实际上将曼德海峡变成了帝国的内水关口。
第三步，进军亚丁湾，建立前进支点。
控制曼德海峡只是第一步。
要真正掌控印度洋西北部，必须在亚丁湾拥有一个能支撑舰队长期活动、进行维修补给、并对阿拉伯半岛南岸施加影响力的前进基地。
亚丁——这个也门南部的天然良港，自古以来就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枢纽，自然成为下一个目标。
天启十二年秋，在“镇海城”初步稳固后，韩彦直率领增强的舰队东进，直扑亚丁。
亚丁当时由一个地方苏丹统治，城防坚固，商业繁荣。
帝国舰队先是进行了武力威慑，要求苏丹接受“保护”，允许帝国建立海军基地和商站。
在遭到拒绝后，舰队对亚丁港进行了炮击，陆战队在火炮掩护下强行登陆。
亚丁攻城战持续了月余。
守军顽强，但帝国军队的火力和纪律性占据上风。
最终，城墙被轰开缺口，帝国军队攻入城内。
苏丹投降。
战后，帝国并未废除当地统治者，而是将其变为傀儡，在亚丁港内圈定了专门的“租界”区，修建了规模仅次于“镇海城”的海军基地、商站和货栈。
帝国驻军控制了港口和炮台，苏丹负责城内治安和日常管理，但外交和军事权归帝国。
亚丁，这个古老的贸易明珠，被嵌入了帝国的战略链条。
与此同时，帝国舰队以亚丁和“镇海城”为基地，开始系统性地清扫亚丁湾和阿拉伯海南部的海盗，并与阿曼、霍尔木兹等地的阿拉伯沿海酋长国建立联系，迫使其签订类似条约，保障帝国商船安全，并获取补给点。
第四步，两洋会师，贯通海路。
天启十二年，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。
帝国早在数十年前便已建立的印度洋舰队，接到命令，派遣一支强大的特混分舰队西进。
这支舰队以数艘“镇海”级巨舰和多艘“火龙”级巡航舰为核心，自狮子国的亭可马里基地出发，穿过印度洋，抵达亚丁湾，与从红海驶出的地中海舰队分遣队在亚丁港外胜利会师。
两支代表着帝国东西两大洋力量的舰队，在阿拉伯海的阳光下并肩抛锚。
蒸汽机的烟柱在蓝天交汇，玄色龙旗与各色将旗迎风猎猎。
双方将领互访，水兵欢呼，举行了盛大的海上阅兵和联合演习。
消息传回，汴京与君士坦丁堡一片欢腾。
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力量的展示，更象征着帝国从东海、南海，经马六甲、印度洋，过亚丁湾、红海、苏伊士运河，直至地中海的完整海上战略通道的初步贯通。
从此，帝国的战舰、商船、人员、物资，可以通过这条受帝国完全掌控的“内线”，相对快速安全地往返于东西方之间。
而欧洲的商人若想获得东方的香料、瓷器、丝绸，则必须经过帝国控制的亚历山大港、苏伊士运河、红海、亚丁湾，并缴纳相应的关税和费用。
欧亚贸易的主导权，从未如此集中地掌握在一个单一帝国手中。
“红海-印度洋战略”的实现，其影响是全局性和决定性的：
1.贸易垄断的完成：帝国不仅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，如今更牢牢掌握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关键一段。
从东南亚的香料群岛到地中海的威尼斯、热那亚，整个链条的核心环节尽在掌握。
贸易利润如潮水般涌入帝国的国库和特许商人的口袋。
2.军事战略的联动：地中海舰队与印度洋舰队的会师，意味着帝国的海军力量可以相互支援，快速在东西方之间调动。帝国应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力量投送范围达到了空前水平。
3.对伊斯兰世界的挤压：控制红海和阿拉伯海南岸，直接威胁了传统上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主导的印度洋贸易网络，也影响了途经阿拉伯半岛的陆上商路。
帝国的影响力深入伊斯兰世界的腹地，引发了开罗、巴格达等地阿訇和学者的忧虑与反弹，但慑于帝国军威，暂时未有大规模反抗。
4.探索的跳板：亚丁湾和阿拉伯海基地的建立，为帝国进一步探索东非海岸、波斯湾，乃至产生绕过非洲前往欧洲的念头，提供了前沿基地。
从汴京到君士坦丁堡，从亚历山大港到亚丁湾，帝国的意志通过蒸汽动力和火炮，沿着蔚蓝的海路，连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闭环。
世界似乎从未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个政权的指挥棒下。
然而，这条看似坚不可摧的海上长城，其漫长的防线是否处处稳固？
被夺走利益的阿拉伯商人、波斯湾的诸王国、印度西岸的诸侯，他们心中的不满是否会汇聚成暗流？
而帝国为维持这条生命线所投入的巨额成本，又能否被源源不断的贸易利润所覆盖？
当帝国的旗帜插遍每一个关键的海角与海峡时，大洋的深邃之处，是否也隐藏着未知的风暴？
这一切，都等待着时间的检验。此刻，至少在天启十三年的阳光下，帝国的舰队正沐浴在两洋交汇的荣光之中。